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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醉是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云南站的一名少将，就其所犯下的罪行来看，理应受到严惩。在他长达18年的军统生涯中，沈醉杀人无数，因其冷酷无情，被人们称为“杀人不眨眼的恶魔”。然而，在被俘后，他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态度，积极认罪，无论是参加劳动还是学习，他都非常真诚和努力。经过战犯管理所的改造，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，逐渐认清了过去的错误。获得特赦后，他再次见到了周恩来，总理在敬酒时轻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道：“沈醉，你可真害苦了我啊！”这话背后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？
展开剩余90%沈醉于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。受当时大革命的影响，18岁时，他因参与学校的学潮活动而被开除学籍。此后，他决定前往上海，投靠他的姐夫余乐醒。余乐醒是一名坚定的中共党员，曾与周恩来等人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，回国后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，和周恩来在同一岗位工作，后来又与沈醉的大姐结为夫妻。余乐醒不仅曾与叶挺并肩作战，还在南昌起义部队担任指挥机关参谋团成员。1927年，他赴苏联学习情报业务，失去与党的联系后，加入了军统，成为该系统的重要骨干。
当时，沈醉还是一名思想纯洁的年轻人，来到上海后，他请求余乐醒安排他在复兴社担任联络员。恰巧余乐醒是复兴社特务社的重要成员，因此满足沈醉的请求并不难。沈醉很快得到了工作，并得以与军统局长戴笠见面，迅速赢得了戴笠的青睐。两人首次见面便聊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戴笠视沈醉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。临别时，他特别给了沈醉一百元，让他去杭州游玩，并允诺等自己儿子假期回来时，三人可以一起去南京游玩。沈醉当时单纯地认为，戴笠对他如此厚爱，仅仅是因为两人同岁而已。
不久，刚成立的复兴社急需心腹人员，戴笠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遂将希望寄托于沈醉。在戴笠的庇护下，沈醉迅速成长，官职步步高升，成为戴笠最忠实的心腹。戴笠对沈醉信任极深，甚至当面教导自己的儿子要向沈醉学习。曾有一次，戴笠的儿子向沈醉借了三百元公款，迟迟未还，沈醉坦白向戴笠反映此事。没想到，戴笠不仅替儿子还清了钱，还当面严厉批评了自己的儿子，并教导他要向沈醉学习。这一幕让沈醉心生敬佩，对戴笠的感情更加深厚。
正式成为特务后的沈醉，凭借机敏的头脑迅速掌握了特务工作的各项技能，灵活运用情报知识，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。他的出色表现使他迅速脱颖而出，先后升任情报组组长和行动组组长。在上海法租界期间，沈醉曾对鲁迅展开长时间监视，甚至在鲁迅住所对面租了一栋楼房，详细掌握了鲁迅的活动轨迹。尽管戴笠多次考虑逮捕鲁迅，但鉴于鲁迅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，怕招致不良后果，因此一直未采取行动，但监视工作仍未停止。
尽管沈醉是国民党人，但对抗战还是有自己的看法。沪淞抗战期间，他率领特工深入江苏前线，亲自调查战场情况，为中国炮兵指示目标，评估战果。一次在安徽池州市执行任务时，遭遇日军，他仅有一把枪，掩护两名队友撤退后才自己撤走。事后，他在日记中写下“后悔没有抓个活的回来”，流露出复杂的心情。
28岁时，沈醉被任命为少将处长，成为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最年轻的将领。1946年，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后，毛人凤接任军统局长。沈醉与毛人凤关系紧张，后者视他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察觉到毛人凤对自己充满敌意，沈醉主动申请调往云南，担任军统云南站站长。沈醉在云南期间，主要任务是监视云南省主席卢汉，毛人凤更下令必要时对卢汉动手。沈醉几乎每天都向毛人凤汇报云南的情况。
1949年，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，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。卢汉加紧与地下党联系，令蒋介石忧心忡忡。沈醉得知卢汉与地下党有接触，便暗中协助杨杰将军脱险。对此，毛人凤十分不满，派遣周杨浩、徐远举等人前往云南加强控制，致使云南内部关系更加复杂，互相猜忌、互相提防。毛人凤甚至从台湾亲自赶到昆明监督沈醉，令后者极为不满。沈醉心生暗杀之计，打算用慢性毒药害死毛人凤。但就在行动前夜，毛人凤找上门，语重心长地拍着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老沈啊，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……”沈醉被这番话打动，最终放弃了暗杀计划。
云南局势紧张，卢汉准备起义，沈醉接到通知被召去卢汉家中开会。经过反复思索，他决定前往。对他来说，去就是永别，不去可能丢了性命。临行前，他把所有工作交代给副站长胥光辅，嘱咐对方随机应变，必要时销毁档案。果不其然，沈醉抵达卢汉住所后被扣押，同行还有从淮海战役后逃出的第八军军长李弥等人。他们一度担心会被杀害，直到卢汉耐心做思想工作，帮助他们理解起义的重要性，大家才松了口气。
在形势所迫下，他们发表了支持起义的公开通电，沈醉还下令云南所有军统人员支持卢汉的起义。起义后，沈醉虽心存抵抗意图，准备联合其他部队反攻，但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昆明，李弥和余程万的部队也对昆明发动进攻。沈醉部下计划在城内策应，但最终失败，沈醉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再次被捕。
在昆明被拘押的国民党高层中，还有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。张群因受卢汉恩惠，被秘密释放，这却打乱了周恩来用张群交换张学良的外交计划。卢汉担心中共难以原谅他的背叛，于是将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，从此沈醉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战犯改造生活。
起初被关押时，沈醉心情复杂，深知自己罪孽深重，对共产党充满抵触和不信任。然而迁往重庆后，陈赓等高级将领前来探视，还请他们吃饭，这让沈醉感受到了些许希望。特工出身的他善于观察，很快发现管理所干部与国民党人截然不同，逐渐打破了心中偏见。为了更好了解这些干部，他主动接触并与他们交流，意外获得了教育和启发，思想开始发生转变。
在狱中，他亲眼目睹了杜聿明身患多种疾病，却被管理人员妥善治疗，病情得到康复。杜聿明出院时曾感慨：“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。”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沈醉，让他明白这不是虚假的改变，而是真实的转变。看着身边人们的心态和身体状况日益好转，尤其是在参观新中国建设成果后，大家无不震撼。即便蒋介石最终得势，也无法将国家建设得如此美好。
在军统特务中，沈醉的认罪态度最为积极。他详细交代了自己过去的罪行，同时坦承自身问题，还揭发了他人的错误，表现出明显的悔过和立功态度。思想的转变带来了行动上的改变，他在学习上刻苦认真，眼疾也未曾阻挡他写交代材料，为管理所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。在劳动中，沈醉不辞辛苦，参与缝纫、理发、挑饭菜等多项工作，全身心投入改造。
沈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人民政府对任何问题处理实事求是，从未因我们这些过去罪恶累累的人而施加人身侮辱。只要我们有进步，政府都会予以肯定……我更加认识到继续学习和改造的必要性，对党的宽大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……新生充满希望，改造必须加速。”这种态度体现了他真诚的改造决心和勇气，尤其在政府帮他联系上香港亲人后，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
最终，沈醉作为特务头子被列入第二批释放战犯名单，获得特赦。1961年春节刚过，中央统战部邀请他与等待特赦的战犯们共聚一堂，李维汉、徐冰等人也在场。徐冰告诉大家，首批特赦人员农村劳动期限已满，政府计划安排他们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工作，待遇将更优厚。沈醉对这些安排感到意外和欣慰，心中更加坚定了对新生活的信心。
2月21日上午，沈醉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周恩来总理会面。沈醉首先向总理请罪，坦言自己曾在上海、重庆、南京等地，亲自指挥特务监视、跟踪周恩来。周总理却笑着摆手说：“你们的那一套，从没对我起过作用，只成了我的义务随从。”他回忆当年在上海新亚酒店时，虽然知道有人监视自己，但地下党的反监视和反跟踪工作更为周密，让特务们失去了踪迹。周恩来利用看电影的机会秘密会见地下工作者，特务虽守门却找不到他，反而成了他的“掩护”。
沈醉暗自佩服周恩来的智慧，心里觉得连戴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周恩来见沈醉思想已有极大转变，握住他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共产党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，不计较个人恩怨。特赦你们，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，希望你们今后做一些有益人民的事。”沈醉暗下决心，但觉得自己条件有限，周恩来笑着说：“你条件很好，只看你肯不肯做。”沈醉不解，请求指点。周恩来告诉他，军统多年，跟随戴笠身边，知晓许多内幕，把这些写出来，既是传承历史，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见证。总理反复嘱咐，要写得真实，不可回避。
当晚，沈醉便把周恩来的话写入日记，称这是他人生三十年中的精神灯塔，指引他走过漫漫长路。1963年11月10日下午，周恩来与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其家属，沈醉也在其中。周恩来鼓励大家努力工作，幸福地度过晚年，并邀请他们来年到江南参观游览。在宴会上，周恩来热情敬酒，拍着沈醉的肩膀，笑着感叹：“你可把我害苦啦！”
沈醉惊讶自己怎么会害总理，周恩来缓缓讲起原因：“为了赶上一口气读完你写的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，我一晚上没合眼。戴笠的事我原本了解不少，重庆时他还是我的邻居，但我知道的只是核桃壳，你写出了核桃仁。我出于好奇，爱不释手。”这话是对沈醉写作的极大鼓励。周恩来还说，希望大家继续写下去，不管篇幅长短，都要如实记录历史，让后人受到启发，增强对党和祖国的热爱，这才是真正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。
次日，沈醉在办公室见到杜聿明时感慨万分，没想到他们写的材料竟引起总理如此兴趣，这让大家更坚定了实事求是、认真写作的决心。后来，周恩来还与他们合影留念，这成为沈醉一生中最为光荣的时刻。此后十余年，他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，视若珍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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